在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笛类乐器中，我国的横吹竹笛以开有膜孔而独具一格。
竹笛的膜孔贴以竹膜或苇膜（古今所用不同笛膜），使竹笛的发音更为清脆、嘹亮。并且增大了音量，从而以有膜振动的独特音色著称于世。
此种横吹竹笛，应是我国笛类乐器由无膜孔形制向有膜孔形制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演变的产物。
今天则已成为我国富有民族特色的重要吹奏乐器之一。
然而，膜笛源于何时——即竹笛从何时起才开有膜孔、贴以笛膜呢？
这是一个众说不一而尚无结论的值得研究的课题。
关于膜笛产生的年代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
丁威在《笛渊考》——文中写道：“笛子的膜孔是何时由何人首开，对此似乎无有明确记载……清代，膜孔的记载就跃然而现了……在明代王圻《三才图会》的图中，笛子还没有膜孔。膜孔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我们只能推断是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的事了。”
赵松庭在《笛艺春秋·凤箫龙笛溯源》中认为：“唐朝的刘系，制作了七星管，蒙膜助声。他也是最早谈论笛子贴膜的人。唐朝以前的笛子，是否贴膜呢？……如果是这样，那么竹笛贴膜就出现在唐朝以前的时代了。”笔者认为前一种推测不确，后一种见解很有道理，但尚待充分论证并进行新的探索。
本文拟对贴膜竹笛在西汉、东晋、唐的状况略述管见，以试探其源头并就教于方家。
【 一 】
膜笛源于唐代的佐证
清代已有贴膜竹笛——膜笛的明确记载。
而自明代上溯，所有关于笛、篴的文献，均未见贴膜竹笛的记载。
但査诸典籍，宋代陈旸（yáng）《乐书》中有竖吹的箫贴膜——膜箫的记载，曰：“箫管之制六孔，旁一孔加竹膜焉。”
可知，膜箫在宋代已有。
自古箫、笛同类，箫，笛贴膜当与之相伴俱来才是。
陈旸《乐书》中又有唐代七星管幎（mì）膜的记载：“唐之七星管，古之长笛也。一定为调，合钟磬之均；各有短长，应律吕之度。盖其状如篪而长，其数盈寻而七窍，横以吹之；旁一窍幎以竹膜，而为助声。唐刘系所作也。”这里陈旸所言七窍、横吹、幎膜的七星管，其实正是幎膜的竹笛。
或诘之：既然名曰七星管，怎么又成了膜笛？
关于七星管的“管”字，是原名就有，还是陈旸所加，已无从査考。
不过，较陈旸《乐书》成书早数十年的《旧唐书·音乐志》有只称“七星”的记载：“今世又有篪，其长盈寻，曰七星。”无疑这里记载的七星与陈旸《乐书》所记七星管为一器，名称中却无“管”字。
况且，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曰：“管如篪，六孔。”
《广雅》曰：“管象篪，长尺围寸，有六孔，无底。”
稽诸典籍关于“管”的记述，似古之所谓笛，亦可以管称之。
《旧唐书·音乐志》即有以管称笛之说：“长笛、短笛之间，谓之中管。”
《宋史》还用拱宸管来称呼叉手笛：“又有叉手笛，名曰拱宸管，此又进一步说明，唐宋时期“管”亦用以泛称箫、笛等单根竹管制的乐器。
因此，陈旸所记“如篪而长”、横吹、七窍、幎膜的七星管即贴膜竹笛殆无可疑，犹如陈旸称箫为箫管那样。
换一个角度质疑：既然《旧唐书•音乐志》称七星管为篪，陈旸《乐书》也说七星管“其状如篪”，怎么便认定七星管为笛？
盖因篪与笛均为竹制、横吹，古时常相混淆。
陈旸认为二者的区分在于有底与无底：“篪之为器，有底之笛也。”
此说已被近期考古发现所证实：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两支笛，其吹孔和指孔虽不在一条直线上而成90度者，但管下端无底，随葬竹筒“遣册”上有“篴”字，故为笛而非篪。
陈旸《乐书》所绘大篪、小篪图，其吹孔和按指孔便在一条直线上。
可见篪、笛之区别仅在于有底与无底。
而吹孔和按指孔则有成90度者，亦有在一条直线者。
陈旸先肯定七星管为古之长笛，后又形容其状如篪，则更表明七星管实为贴膜横吹的竹笛。
再进一步探讨，既然名曰七星管。
那么，七星管的开孔是否与笛一样？
陈旸《乐书》所绘七星管图已近乎后世竹笛。
又，元代陈元靓《事林广记》中所绘《管色指法》，把七星与官笛、鹧鸪（比官笛稍长大）、小孤笛等多种笛并列。
绘出了它们通用的按孔指法图，表明七星管与其他笛的按指孔、指法相同。
陈旸《乐书》七星管图和《事林广记》所绘七星管等笛的通用指法图均吹孔、按指孔在一条直线上。
并开有发最低音的筒音孔，所发低音相当于原断竹筒口音，其形制已与后世竹笛相近。
至于七星管的声色，由唐代诗人顾况（约公元725-814年）《七星管歌》中“龙吟四泽欲兴雨，凤引九雏惊宿鸟”句可晓大略。
顾况这般描写，恰是汉·马融《长笛赋》“龙吟水中不见已，截竹吹之声相似”以“龙吟”喻笛声的延承，也与《史记》“黄帝使伶伦伐竹于昆谿（zhuā），斩而作笛，吹之作凤鸣”以“凤鸣”写笛声相吻合，示意七星管其声如笛。
此又添新证，验明唐七星管应正是幎膜横吹的竹笛。
概言之，陈旸《乐书》关于唐代七星管幎膜的记载，实质上就是唐代横吹竹笛幎膜的记载，从而为唐代已有贴膜竹笛提供了佐证，膜笛至迟出现于唐代当无疑。
【 二 】
膜笛源于东晋的依据
唐代以前有没有膜笛呢？
这正是下面要讨论的问题。这里先从唐代吹破笛子的奇闻谈起。
《逸史》载有唐开元（公元713-741年）年间贡奉朝廷的名笛手李谟所见吹破笛子的奇闻：“李谟，开元中吹笛为第一部，近代无比。有故自教坊请假至越州”。
在镜湖向“久处田野”的独孤生老人请教《凉州》曲，独孤生指出李的错误后“乃取吹之。
李生更有一笛，拂试以进，独孤视之曰‘此都不堪’。
乃换之，曰：‘此至人破必裂，得无吝惜否？……及入破，笛遂败裂，不复终曲’”。
关于这一奇闻中的独孤生，从《绍兴府志》中还可以看到如下记载：“唐独孤生失其名，居山阴，尝于镜湖吹笛，有入云之声。”
可见确有其人，因而其事亦当出之有据。
唐代，这类吹破笛子的故事，在《乐府杂录》等古籍里亦能见到。
非但唐代，东晋也有吹破笛子的记载。
公元383年在著名的淝水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东晋名将桓伊，善筝歌，更是当时著名的笛子演奏家。
《晋书·桓宣列传》称他“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
相传桓伊所作笛曲《梅花三弄》广为流传。
据《古今图书集成》录，东晋裴启所著。
记汉、魏、两晋上层社会人士的轶事和言谈的《语林》就记有为桓伊伴歌的常吹奴硕。
由于皇帝赐姓、官加四品而心情激动， 一连吹破三支笛子的轶事：“桓野王善解音。晋孝武祖宴西堂，乐阕（què）酒将阑，诏桓野王筝歌。野王辞以须笛，于是诏其常吹奴硕，赐姓曰张，加四品。将军引使上殿，张硕意气激扬，吹破三笛，末取猪脚笛，然后乃理调成曲。”
桓野王即桓伊。猪脚笛是一种骨笛，在巩县第四窟北朝浮雕中，就雕有横吹骨笛的伎乐人。
唐代和东晋都有吹破笛子的记载，令人深思。
笛子真的能吹破吗？按常理，用气力是怎么也不会把笛子吹破的。
上述奇闻所言，笛子在吹奏中发生损坏而使演奏无法继续下去。
依笛家实践经验，不外乎两种情况：
其一，笛子的竹管本身破裂；
其二，笛上所贴之膜破裂。
第一种情形，在吹奏中极少见。
笛子的竹管本身破裂，多发生在久置不用的笛子身上。
这样的笛子由于竹管干燥，当气候较凉，吹时管内所凝结的汽水会使竹体膨胀，有时能导致竹管开裂。
这种情况多是吹一会儿才能发生。
而且既可能发生在吹奏中，也可能发生在吹奏后。
然而人们却难以预料是否会开裂，更不能预料何时会开裂。
李谟是著名笛手，随身所携应是常用之笛，即使吹奏中开裂，也不会如独孤生所料的那样“至入破必裂”；
东晋常吹奴硕属职业笛手，其笛也应是常用之器。
即使笛管破裂，也不可能在未及理调成曲时就连破三笛。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唐、东晋关于吹破笛子的描述，并非指吹破笛子（竹管），而极有可能是指吹破了贴在笛子上的膜。
笛膜一旦破裂，笛子便无法吹响而使演奏中止。
造成笛膜破裂，主要是由于膜太嫩、日久变脆。
或贴得偏松，在奏快速激烈的段落，特别是吹强烈的高音时，心情激动而用气过猛等原因。
李谟向独孤生请教的《凉州》（或称《梁州》）曲为唐代大曲之一。
此曲在“入破”以前的乐段节奏比较缓慢，“入破”以后节奏强烈、急促，故独孤生依膜之松度凭经验能估计到在这快速激烈的段落，膜可能经受不住而破裂；
东晋常吹奴硕是被匆匆召来的，膜来不及调整必偏松，加上心情激动而用气过猛，连破三笛之膜是可能的。
如前所论，膜笛至迟出现于唐代已无可疑。
则唐代吹破笛子的奇闻，更为可能的便是吹破笛膜。
之所以会记成吹破笛子，或者是文人故弄玄虚地夸张、演义。
亦或许是记载者不知道膜是贴上去的，故而把破膜误认为是吹破笛子所致。
推而论之，与唐代吹破笛子属同类情形的东晋时代接连吹破三笛的记载。
应也是文人出于同样的原因所致，这类奇闻或也是东晋已有膜笛的信息。
若以上逻辑无任何不妥，则推测：早在唐代之前的东晋时代，可能已经有贴膜的竹笛了。
【 三 】
膜笛源于西汉的推测
20世纪70年代，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罗泊湾一号墓（约西汉初期）出土了一支竹笛。据考，该墓“墓主人很可能是北方来的汉族官吏，但像南越王赵佗一样，‘居蛮夷中久’，也会接受当地少数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岭南是我国古代越族聚居的地区。……贵县是当时的桂林郡治，是汉越杂居的重要地区之一。”
由该墓出土的竹笛M1：313“出于殉葬一号棺。用竹二节制成。开孔八个，其中一孔在竹节的一端，其他七孔在竹节另一端。长36.3厘米、径2.2厘米。”
见下图：
罗泊湾出土竹笛（引自《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发掘简报》，左、右和开孔序数为本文作者所加）
关于此笛，有着不同的看法。
一说认为“它应是文献记载的‘两头笛’。”
此说值得商榷。
确实，《新唐书•南蛮传》中有两头笛的记载。
此种两头笛的七分之四处以竹节隔开，有左右两个吹孔，按指孔也分左右两组，左端有三个按指孔，右端含下托指孔有四个按指孔，需左右手分执两端而吹之，两端按指孔、筒口（即断竹管口）所发之音，共备黄钟、林钟两均，见下图：
两头笛律图（引自〔日〕林谦三著《东亚乐器考》）
罗泊湾出土竹笛虽然第七、第八孔之间为竹节隔开，乍一看有与两头笛相似之处。
但细加观察则显然又与两头笛无缘：罗泊湾出土竹笛的竹节右端已有六个按指孔，加筒口可发七音，必须双手同在右端按孔，而竹节左端却无按指孔，只能发出筒口音。
有人曾在该笛的仿制品上，以第八孔为吹孔吹之。
左端筒口“可发出宫音之高八度”，等同于右端第六孔的发音。
左端所发此音既然不能构成右端发音的补充，也就没有实际演奏意义。
道理甚明：在右端已有六个按指孔，加筒口音发音可足一均声的情况下，没必要再到左端去吹一个与右端相重复的音。
因此认为罗泊湾出土竹笛为两头笛有两个吹孔之说难以令人信服。
另一说认为罗泊湾出土竹笛“一头为口笛，另一头为六孔笛。”
此论实际上已否定了该笛为文献记载的两头笛之说。
然而，演奏所言口笛一端时，需将开闭第四、五、六孔的一只手移过来，此时右端便无法正常演奏；
前已引述，左端筒口全开时，发音与右端第六孔同。
若采用今时吹口笛渐闭筒口法，虽还能奏出几个比全开筒口低的音，也倶为右端音域中的一部分，即使全闭筒口，也仅能吹出基音和它的二至三个奇数泛音。
可见左端作为口笛的演奏意义甚小。
故此说也难令人信服。
至此，笔者另有所思，罗泊湾出土竹笛会不会是当时贴膜竹笛的模仿物呢？
首先，罗泊湾出土竹笛是一具明器。
刘东升、胡传藩、胡彦久认为：“此笛孔径太小、孔距甚短，体内竹节未打通，所以它不是实用乐器，是一具明器。”
此论甚为有理，该笛上所开的八个孔，孔径约0.3厘米。
笛家自明，按指孔径太小发音不饱满，而吹孔小到0.3厘米也着实难以吹奏。
既为明器，则必有实用器为参照物。
观之，该笛的按指孔每组三个相靠近，正与战国初期曾侯乙墓出土竹篪和马王堆汉墓出土竹笛相似。
该笛的开孔处表面竹皮皆刮平，又与居延汉代遗址出土竹笛同，也与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篪按指孔处相同。
可推断出罗泊湾出土竹笛虽为明器，但其外观仍力求近似。
罗泊湾出土竹笛内竹节未打通，显然是因其为明器而只求外观近似，内部构造未予顾及所致。
推之，该笛所参照模仿的实用器的笛塞应位于最顶端孔，即第八孔之左侧管内，也就是只第八孔一个孔为吹孔。
这样，第七孔又成了吹孔与另一端六 个按指孔之间多出的一孔。
由于第七孔离六个按指孔甚远，所以不可能是按指孔。
然而吹奏时若不帳上第七孔，便无法吹下面各按指孔的音。
若此孔为与发音无关之物，盖上便失去了开设它的意义。
推想盖此孔者必为特定之物。第七孔既排除其为按指孔的可能，又排除其为吹孔的可能，则它最有可能的就是膜孔——供幎膜之用！
另外，少数民族地区如广西、贵州、湖南交界的侗族地区民间有竹膜管，“将一头留节、一头通空的竹管轻轻壁去六分之一的竹皮，完好保存其竹膜……嘴含管的空头，使气息能进能出，轻轻哼鸣，发出嗓音与竹膜振音混合的声音”。
台湾髙山族的阿美部族地区有一种称为膜笛的吹乐器，“笛管用软质竹子制成，管身去其两头的节，削掉竹的表皮和外层至竹膜处，在两端靠近原有竹节的部位各开一吹孔。吹奏时，气流使膜振动而发声……猎人常吹奏膜笛诱捕野鹿。”
这些少数民族所使用的膜笛像是人类利用竹膜助声吹奏乐器的原始形态，这会不会是远古原始吹奏乐器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某种历史遗存呢？
侗族、高山族和出土该竹笛所在地的壮族等民族都与秦汉以前就居住在我国江南广大地区的古代越族有着较深的渊源。
那么，竹膜助声也许很早就被先民认知并用于竹笛的改造了。
缘此，笔者认为：约西汉时期的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明器竹笛，似是当时幎膜竹笛的大致模仿物。
故推测，存在着膜笛滥觞于西汉初年的可能性。
